读志稿断想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17-01-17 11:01:00   | 来源:

 

要编修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高质量的新志书,涉及的研究面是很广泛的。本人近来读到一些志稿,由此产生几点联想。现择要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志所记述的内容,贵在真实和详备。如所记材料不真实,那将毫无价值。所以修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要讲史德。对所编史料,是就是,非就非,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不走样。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敢于录笔直书,力求“存真见信”,以体现我们的史德。在这方面,我国史学界有优良的传统。据史载,唐代史官吴兢曾与刘知几等人撰《武后实录》,所述张昌宗诱武后庞臣张说陷害魏元忠事,直书不讳。后张说做宰相,屡请改写,吴兢予以拒绝,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封建社会里,尚有人不畏强暴,敢于冒死直书,难道我们反而比不上封建文人?我们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笔直书,不为“官”者讳,不为“强御”者掩恶,是什么就写什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四人帮”早被打倒,秉笔直书可能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了,但肯定还是有阻力的。被“触犯”者是否要作报复,未敢妄断。但修志者怕报复,怕引起麻烦而存在不同程度的顾虑则颇不乏人。有个县的新志初稿反映:某大队支书某某“不相信科学。主观臆断,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叫人将排洪水道填高一米,结果洪水暴发时坝被冲开缺口,冲走土方六万立方米,垮坝当年修复。用去劳力六万五千工,投资三万元。”在这段记述中,支书的姓名是以×××代替的。可见修志人思想上有顾虑。对一个大队支书尚且不敢直书其名,对于更大的官当然更加不敢惹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社会的阴暗面如“饿死人”和较严重的歪风邪气都可以写,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写,但要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写,而且宜粗不宜细,即不宜写得过多,不宜过于渲染,择其较典型的如实记述,足以说明问题即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抹黑,给某人难堪,而是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并为一切胡作非为者戒。如此而已,岂有他载!

实事求是讲是容易,做起来难。但必须坚持。最近有人主张不在章节里写政治活动,只简略地写在大事记里即可。理由是怕写成一团糟,给社会主义抹黑,为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进攻我们的炮弹。笔者认为这顾虑是大可不必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运动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祸害早已昭告天下,万国皆知,鼠内外阶级敌人要想对“文化大革命”说长道短,恶意中伤,还用得着等我们编出新方志才可以从中找到进攻我们的炮弹吗?如果凡错事坏事都不写,如何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

二、编写新志,要以记事为主,讲求实用,做到叙事翔实,用词恰当,一般不作评论,即使有所评论,也以简单扼要,三言两语为宜。力求做到把褒贬、观点或倾向寓于事实的记述之中;不要在文内或文后另加评议。比如:当反映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的情况时,只要把被压迫剥削的具体事实如实记述即可,不必另作评论,说反动统治阶级如何如何残忍、狠毒,因为从具体事实的对比中,人们自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叫做“让事实说话”。

据了解,有些县志初稿对某些问题的记述,不是让资料说话,而是加进些不恰当的议论性语句,而且有政治色彩。如在记述某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时总爱说:“在县委书记×××、县长×××的亲自带动下”如何如何;有些县志还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作“三面红旗”来记述:把19591961年出现的经济困难完全归咎于“苏修逼债和遭到自然灾害”,人为方面的原因却一字不提。若是这样,要编写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的高质量的新方志是不可能的。

毋庸讳言,修志者是有立场的,拿我们来说就是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对某些问题的记述应多用“中性”词语。比如:当记述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情况提到国共双方军队时,不必加上领属性的定语,即不必在“人民解放军”之上加“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之上加“伪”等字样,只写“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队”即可。

三、新方志要反映本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各个地区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一个地区的个性,就是该地区的特点。在旧社会,各地人民都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这是共性,但土司统治地方和已改流的地方或从来没有设立过土司制度的地方的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就是个性,是特点。甲县的纺织手工业比较发达,乙县的冶炼手工业比较发达,丙县的畜牧业比较发达,这是甲,乙、丙三县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都应在新志中反映出来。本地的特点反映得好不好,是衡量方志质量高低、价值大小的标志之一。

  至于时代特点,同样要在新志中反映出来。目前各地新修的方志,一般应以“五四”以后直到现在作为重点。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大家知道,这是个伟大的时代,它充满了人民的斗争,充满了人民的艰苦与欢乐。“这是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时代;这是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这是我们进行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开辟了前进道路,正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强国的新时代。这些胜利都是来得不易的,有必要写出来传给子孙万代。”各地区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把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在新方志上反映出来。

四、新修方志,所载史料或所记事物,要详略得当,主次分明。方志包括内容十分广泛,搜集到的史料十分浩繁,如果按各类目平铺直叙,齐头并进,主次不分,编出来的志书一定是平淡无奇,臃肿芜杂,质量不高。因此,一部志书各篇目的内容,应该有所详略,不是详此路彼,就是详彼略此,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一般说来,凡是重大问题或足以体现本地区特点或时代特点的事物,都应该是重点,都应作详细的记述,例如:金田起义应该是桂平县志记述的重点事件之一,花山壁画应该是宁明县志记述的重点事点事物之一,土司制度应该是大新县志记述的事物之一,青狮潭水库应该是灵川县志记述的重点事物之一,都应该详写。从一些县志初稿看,详略轻重的问题处理得还不够好。有的把许多问题不分轻重地一律写得很多,有的该详不详,该略不略。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本应把方言较详细地反映到新志上,但该县新志初稿对此却写得太少,连基本词汇都不多列举几个,语法特点也没有讲清楚,人们很难从中看出什么特点,因而这部分价值不大。相反,有些一般的问题,比如寿星、劳模等,却写得很多,有的一个人就写了千多两千字。其实“寿星”只要写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并扼要记述其简历、平日生活情况或保养方法即可。至于有多少子孙、谁现在何处从事何种工作、目前家中如何富裕、如何过着幸福的晚年等,可一概不写。至于劳模,除影响较大的可多写几句外,其他一般只需简要记述其先进事迹即可。

五、要注意处理好新方志与旧方志的衔接问题。有些篇目,如建置沿革、疆域、户口、学校、芝文、物产、风习、大事记等,若条件允许,应该新旧衔接,连续不断地写下去;某些篇目如祠祀、忠义、孝友、烈女、节妇、乡贤、异闻等等,可将旧志中具有资料价值和科学意义的内容,作为历史追述,写进新志并注明其来源;旧志缺载或失实的重要内容,应在新志中加以补充和订正对旧志的整理,应持审慎态度,要有历史观点,对某些问题不能苟求于古人,某些史料的取舍应笔下留情,不要随便删掉。比如异闻,有些好象很神秘,不好理解。但仔细分析或深入研究却能说明某些问题;有些则可用科学的道理加以解释。例如清光绪九年(1883年)周寿棋修的《平南县志》有这样的记载:“咸丰三年癸丑,罗明村智慧古寺佛钟自鸣,数时乃止。”看来好象很奇怪,其实这乃地震使然。如果轻易删掉,将失去一条研究当地地震的宝贵史料。

六、贯彻“详今略古”原则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不要绝对化。“详今略古”的原则,不是近年才提出的,百多年前章学诚就提到了。由于方志一般都是几十年一修,所以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198110月发表的《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要求新编方志要贯彻这个原则,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应该照办。但不要绝对化,特别是对某些地区、某些问题更不宜一律来个“详今略古”。比如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文献古籍关于广西左右江各县的记载是很少的,周秦以前桂西一带社会状况如何,渺无所知,就是汉魏以后一直到隋唐,也知之不多,宋元以后史籍中有关桂西的记载虽日渐增多,但所记载的大都是各地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之类,而且十分简略。因此,要了解桂西各县古代的自然面貌和社会状况,除尽量从古籍中搜求以外,还须加强对出土文物的收集和研究。从这方面来看,桂西各县目前是无古可略的。如果古籍中已经少得可怜的一星半点关于本地的记载和在本地区发现的出土文物如人类牙齿化石、洞穴遗址、贝丘遗址,新旧石器、铜鼓等也当作古的东西而一概略掉或不作较详细的记载,则这样的新志,将会走到有今无古的境地,后人要了解或研究桂西一带的古代状况就更困难了。基于此,特别是桂西各县更应注意,对于某些古的东西,不但不应从略,而且应该详记。

贯彻“详今略古”原则还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古、今界线如何划分的问题。从近年看到的有关文章和新志提纲,新志初稿,发现人们对古、今界线的划分并不—致。有的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界线,有的以1911年辛亥革命作界线,有的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界线,有的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界线,线的上边是古,下边是今。这些分法,各有道理。因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当然不应强求一致。但一般说来,以辛亥革命作界线比较恰当,这样可以把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在内。看来不应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否则势将把1921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当作古的东西而从略,因而也就违反了新方志应反映时代特点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对的。